刚送别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嘉宾，中国又在6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筹办夏季达沃斯论坛之中。这场于6月27～29日在大连举办的达沃斯论坛，拟定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主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
科技变革能否带来包容性增长的成效，一直极具争议性。现代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的秘密和利息起源，锁定为以科技进步为主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这样的认识看起来大气磅礴，但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结果评价，略去了个体在经济发展巨浪下的痛苦适应过程，多少缺点人情味。
表面看，每次科技进步都带有阵痛，其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最基础的组织细胞、经济社会交易成本和交易生态，并不同程度打破了既有利益格局，部分工种会在社会进步中没落、被淘汰，部分人会被时代甩脱。如农业革命下，人类由狩猎状态进入定居状态，一些无法适应农耕的部落惨遭淘汰，而数次工业革命中机器代替人工，大量人群陷入失业风潮，是沉沦还是重新择业，对于个体来说都是在时代巨浪中的巨大人生波折。
当前以数字信息技术、3D打印技术、纳米技术为主的科技变革，正从生产和交易等各个环节改造和重塑着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关系，大量可标准化处理的繁重智力活动将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迫使人们转向更富挑战的创意领域寻求机会，即波兰尼在《人类学习》一书中的显性知识将逐渐为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工作机会开始聚焦意会知识领域。
然而，科技进步本身具有最原始的增长包容性。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生产技术革新，那么这次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正在通过技术重塑不同行业的交易方式，全面降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等，使技术变革更具普适性和包容性。正如诺斯在《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中指出，每一次降低物理世界不确定性、增加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科技进步，都会增加社会不确定性，都亟须制度变革降低社会不确定性，制度重塑恰是在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基础上构建的社会激励结构的支持性框架(即制度变迁)。
换言之，科技进步提高的是人们的可行自由空间，为人们进入开放的社会秩序提供必要的技术准备。而科技进步与包容性增长发生的冲突，恰源自制度未能敏感地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环境，重组出一个新的社会激励结构的支持性框架，未能缓和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使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社会资源配置错配，大量受困群体得不到合理补偿引发阶层对峙等。
